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后遺癥——天災人禍，餓死者眾，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困難的時期。那時候我讀小學，是個好學生。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11歲，讀小學五年級，就被卷入了紅色的浪潮中，革命之火在胸中燒得火熱，12月中隨“紅小兵”組成的“驅虎豹戰斗隊”乘火車到了北京，渴望于12月26日毛主席73歲誕辰時，看上他老人家一眼。其實，到北京時，已值“大串聯”的尾聲，老人家讓“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他也不可能再登上天安門城樓，鼓動學生們進京膜拜。之后，全國各大中城市都相繼爆發了革命派別之間的武斗，工廠停工，政府關門，學校停課，學生們有近三年時間無學可上。那時，我住在縣政府家屬院，因小學時毛筆字比同齡人寫得好，便經常被革命干部們拉上幫忙抄寫大字報，于是，也就有了免費練習書法的機會。大字報的內容中，有批叛徒內奸的，有批“孔老二”孔子“仁、義、禮、智、信”的。1969年，學校復課，我直接上了初中，教材內容多以階級斗爭、憶苦思甜題材為主。至高中一年級時（那時的初、高中皆改為兩年制），趕上了“智育第一”回潮，學校里學習的氛圍漸濃，我有幸得到了一本《朱子治家格言》（手抄本），記得第一句便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以及“施惠莫念，受恩莫忘”、“勿營華屋，勿謀良田”等，雖不能完全理解，卻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由上可見，我們這一代人的基礎文化功底是很淺的，小學讀了五年，中學也只讀了四年。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也是在批判和非正常情勢下獲取的。所以，我經常說自己沒文化，絕無過謙之意。
1976年，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長達十年的“文革”結束了。那年10月，我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文革”期間共招收了五屆）被推薦進入鄭州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學習。雖然也還是延續了學工、學農、學軍的傳統課程，但在剩余的時間里，同學們讀書的自覺性日漸高漲。學制雖然僅為三年，卻還是學了不少的東西。特別是我們這一屆的老師們，多是因文革而被下放到河南勞動的國家部委的老翻譯們，水平很高。我們有農村插隊勞動的經歷，師徒相處以友，彼此授受以誠，畢業時，基本達到聽、說、讀、寫、譯較為自如的水平。在一年后全國外貿系統業務員外語測試時，我在河南考了個第一，算是老師們水平確實很高的例證。
1982年7月，我受河南省外經貿廳的委派到香港工作，之后近十年的時間里，我不但利用香港工作的身份之便多次陪同省領導（含兩任省委書記）或親自率團出訪50多個國家，開闊了視野。最大的收獲，是在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與傳統和現代文化交匯的地方，開始認真對比多元文化的差異和趨同。1989年，當《菜根談》在日本暢銷后復而引起國內讀書者的關注時，我有幸在第一時間得到了此書，也開始從中窺見中華國學文化精粹零星的流露。“史中尋道”的意識也是在那時形成的。
之后的二十年間，無論作為國企的高管，還是下海后的創業者，我在探索企業經營發展規律的路途中樂此不疲——從研究《美國管理最好的一百家公司》，到對比日本九大綜合商社與韓國六大綜合商社的經營之道；從《追求卓越》的理念，到《基業常青》的精髓；從戰略大師邁克爾?波特，到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我也試圖從南懷謹先生自如地游弋在儒、釋、道之間和神仙與凡塵之間的經歷中，借鑒一種方法，使自己能夠從不同時代背景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企業興衰歷史中隨時可以擷取規律性的啟示，實現經營管理中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規律為道，道為天”的感知，即是在這個過程中獲取的。
至此，我的文化底色已清晰可顯——根底淺，不系統，東拉西扯，循今追古。可以稱之為優點的，是作為檢討主義者，可以“每日三省吾身”，得“智者無怨”之悟； 可以稱之為優勢的，是從農村、縣城、省城及至世界百余名城的經歷，以及和平民與貴族、官場與商海、黑人與白人、華人與洋人的長期交往。
我從不信教。我認為凡正教，皆向善。果可以善為本，便可從善如流。
我從未有過偉大的感覺。常想起那位收養了三十多個孤兒的維族老大媽，以及那位十年無償獻血一百次的普通百姓，她們才是靈魂與道德的巨人。
我也從未感覺在德養修為中有多少進步。只是將少年時期遵循的“說到做到，表里如一”的行為準則一以貫之地秉持至今，守時、守信、守則而已。
我從未有過寫書的欲望。竊以為：律己，數語即足；勸誡，幾字為宜。又何苦洋洋幾萬字，實難脫孤芳自賞之色，難避顧影自憐之嫌。
一位大師級摯友曾送我一聯“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我清楚，此絕非褒譽，是其寄予承前啟后的我這一代人的厚望。
這本《百人講述建業》是在我拒絕寫書的背景下，由企業月刊編輯部的同志們倡議編撰的。他們為之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和辛勤的努力。尤其當我讀到一篇篇充滿理解、包容、偏愛、懷念、贊許、鼓勵與期待的文章時，我這顆不易激動的久磨生繭的心被深深地感動著，甚至數次落淚。這些特殊的作者們，不乏商界泰斗級人物，也不乏政界與學界的精英志士，更多的是伴隨與呵護建業成長的至愛親朋。他們都是建業的“同志”，同志者同行。
與此書同時出版和發行的，還有河南省社科院課題組提交的《建業省域化戰略調查報告》和建業品牌管理部編寫的《建業讀本》。這三本書，可以讓讀者了解20歲建業的今天并暢想她的明天。
我想借此機會再次告訴朋友們：建業謀取更大商業成就的目的，與財富無關，與市值規模無關，甚至與規劃中的百城建筑無關，更與我個人與家族的生活品質無關。建業未來的商業成就，是其社會核心價值主張外化的前提——因為實力決定著影響力。我個人去年出資成立的河南本源人文公益基金會，則是弘揚這一主張的新的平臺。
我請求為此書作序，是擔心大家被后面的文章所誤導。建業雖具有偉大企業的基因，但還跋涉在通向偉大的征途中；我個人雖是文化至上的崇尚者，但還未觸摸到古今文化巨匠的臂膀。朋友們的信任是財富，也是力量。我們會在信任之力的驅動下，向著陽光，勻速前行。
此為我的文化自白，謹以為序。
2012年3月28日